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 不只是電影人給電影的一封情書

2020-04-02 09:03:18|來源:解放日報|編輯:武若曦

  一部電影從制作到上映,需要經過多少道工序?

  哪怕是資深的影迷,也不一定能夠回答準確。平時關于電影的宣傳報道中,受矚目的多是演員或導演。許多幕后人員,比如攝影師、擬音師、特效團隊、美術師、配音演員等,很少被提及。他們更多是存在于電影開篇或電影放映結束后一閃而過的字幕中,默默無聞。

  電影從來都是集體創作的產物,默默無聞并不代表不重要。紀錄片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就將鏡頭對準了中國電影的幕后英雄——7位代表當今中國電影產業水準的優秀電影人:葉錦添(美術)、曹郁(攝影)、趙楠(音效)、阿杰(配音)、丁燕來(特效)、魏明(特效)和周逸夫(特效)。通過他們的講述,為觀眾呈現干貨滿滿的行業內幕,也讓觀眾清晰地看到一部部電影是怎樣誕生的。因此,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既是電影人給電影的一封情書,也是一堂寶貴的電影教學課。

  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的主語是“我”,是一個又一個的“電影人”。這個說法,或許會讓人聯想到那部爆款紀錄片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,兩者不僅句式相似,而且傳遞著相似的工匠精神。

  如果此前觀眾困惑于,為什么有些電影的攝影美輪美奐,有些電影的攝影粗糙直白;為什么有些電影的音效讓人身臨其境,有些電影的音效讓人“出戲”,那么,紀錄片中的這些行業領軍者會讓你找到答案。

  差距就在于工匠精神上。曹郁回憶在擔任《妖貓傳》攝影師時,為了還原出楊貴妃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效果,他們點了幾十根蠟燭放在演員臉部周圍,用LED燈帶突顯面部光澤,再加上一種名叫Dedolight(特圖利)的燈打在眼睛部分,以多種光源的協作產生一種有層次的光效。即使這樣還是不夠,為了“百媚生”的流光溢彩,攝影師還手動控制電子調光臺,讓光流動起來;趙楠擔任錄音師的電影《影》中,雨貫穿始終,為此團隊搜集了上千種下雨的素材。為制作利劍刺穿肺部的擬音,團隊通過仔細分析生理結構,利用魚鰾模仿肺部達成最終的效果;電影《邪不壓正》里經常出現的北京城全貌,均由特效制作而成,每一條路的走向、每一個城樓的高度,都精確還原……在這些觀眾可能不甚留意的細節上精益求精,正是一部優秀電影的“真實感”和“說服力”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經典,離不開無數匠人的努力。

  從某種角度來說,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里的“工匠精神”呼喚的是中國電影的工業化。“電影既是具有獨特審美的藝術作品,也是高標準、高技術、高規格的工業產品。工業化由此被視為中國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的必經之路。”

  對電影生產各個環節的重視,保證每一個環節均專業化、標準化、規模化,讓每一個成品都能達到基本的合格水平,就是工業化思維的體現。電影《流浪地球》導演郭帆曾提到,想批量化生產,得先理解工業化的底層邏輯,那就是要標準化,要可量化,之后才能被分配,被分配才能分工,分了工才能夠提高效率。

  中國電影工業化之路上的一道檻,就是專業化人才不足。此前成龍、張國立等業內人士就聯合呼吁,建立中國影視工業的“藍翔技校”。不少影視劇組里的幕后工作人員非科班出身,他們可能是來自同一個村、同一個鄉,一個帶一個進入行業,有時就把幕后工作當作“體力活”來理解與落實。有人曾這樣舉例說道,中國很多攝影師能拍出一道明亮的燈光,然而拍不出一道“曖昧”的燈光。前者只是把攝影當作舉著攝像機的工作,后者則是具有審美和創造力的創作。如曹郁說,他會將自己所欣賞的繪畫作品、音樂融入攝影里,讓鏡頭不僅具有審美性,還具有思想性。不同分工的電影人,懷著“匠心”把自己的專業研究透徹、將自己的幕后工作專業地表現出來,才能使得電影藝術的表達更為全面。

  《我在中國做電影》關注電影背后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,關注攝影、擬音、特效、美術、配音等每一道工序的運行規律,它也是電影工業化思維的一個具象呈現,為中國電影的幕后工作樹立了某種標桿。(從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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